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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学视角下的大学校园形态演变探析
来源:《中国园林》作者:冯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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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以大学校园空间形态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各种因素对于大学校园空间形态的影响,文章从知识学的特定视角研究指出,知识活动的取向与活动方式对于大学校园空间形态演变具有决定性作用,并通过对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大学校园空间形态演变主要历程的分析加以论证。在此观点的基础上,文章探讨了信息时代大学校园空间形态未来的发展趋势。

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spatial forms of university campus, andindicates that the orientation and measures of knowledge activities are keyplayers of the shaping of campus by comparing different factors from allaspects and studying history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campus.  Based on this analysis, this article alsodiscusses the trend of campus space in information era.



关键字:大学,校园,形态,演变,知识

KEYWORDS: universitycampusformevolvingknowledge

本论文由作者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近代大学校园规划思想研究(51108308)”资助,为该课题主要组成部分之一。



大学校园是以传播与研究知识为主要功能的建筑群体,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大学校园形态处于不断的演变之中。以知识学的特定视角研究大学校园形态演变的动因,可以更全面地认识其内外作用机制,探讨大学校园形态发展演变的方向。

一、知识活动与大学校园形态

建筑学与规划学领域讨论的“形态”包括两个层面:组成研究对象的元素及其组织结构,研究对象发展演变的过程。大学校园形态则具体指承载大学所从事的各类活动的实体构成、环境构成、空间结构,以及校园演变与发展的过程1/2。大学校园建筑、道路、景观等实体元素,与教学空间、礼仪空间等空间元素,通过某种结构结合为一个整体,这种结构是特定校园形态的具体物化形式与直观表现。常见的校园结构有院落式结构、线性结构、对称轴线式结构、自由轴线式结构、组团式结构、格网式结构、中心式结构、有机结构等(图1)。也有很多“没有围墙的大学”,校园与城市有机融合在一起。还有很多没有“结构”的校园形态,如“生态大学”、“智能化大学”等,体现的是一种非空间性的规划观念。

影响大学校园形态的因素,涉及自然地域与人文社会等诸多方面。从自然条件来看,地形地貌、气候、城市区位等都是重要影响因素。例如,热带的大学校园,多注重通风与遮阳设计,强调连续性的室内空间。而处于温和地区的大学,则更加注重室外空间的营造。建于郊区的大学,空间相对自由、分散,与环境融合做得更好。而位于城市中的大学,校园相对集中,空间往往受城市整体形态的影响。人文社会因素涵盖则更加广泛,涉及宗教、政治、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战略、规划理论等诸多方面。例如,农业时代的大学常选址风景优美的郊区,而发展到工业时代,则多临近城市中心。印度等宗教发达的国家,校园规划常具有明显的宗教意味,如波特曼规划的印度商学院就借鉴了印度宗教图示。意识形态、国家政策与土地所有制性质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例如,美国近代大学多位于郊区,政府鼓励农业教育的《莫里尔赠地法案》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城市规划思想、理论、设计方法对于校园规划影响也很大,C·亚历山大的模式语言理论直接促成了著名的俄勒冈大学规划实践。此外,设计师的个人风格偏好、校园管理者的观念、我国普遍存在的长官意志等都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大学校园形态。

不可否认,上述诸多因素对校园形态的影响是很大的。然而,自然地域条件的作用原则是所有建筑群体所共同遵守的规律,而非大学校园所独有。而且这种因素的影响不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不应将其视作认识校园形态演进的主要依据。政治宗教等人文社会因素的作用同样渗透到建筑与规划的各个方面,其对于校园形态的影响也是共性的。大学校园形态的演进具有不同于其他建筑群体类型的独特的发展轨迹。什么才是这一变化的根本推动力?要认识这一根本动因,需要抽丝剥茧,从复杂的变化中找到大学在普遍规律作用下的运动过程中,一条独特的“自转”轨道。大学之所以存在,必定有其特殊的社会价值,有左右其发展的原发性力量。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在《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中曾指出“现代大学在最高层次上全心全意并毫无保留地致力于增进知识、研究问题和训练学生”3。布鲁贝克也在《高等教育哲学》中谈到“每一个较大规模的社会,无论它的政治、经济或宗教制度是什么类型的,都需要建立一个机构来传递深奥的知识,分析批判现存的知识,并探索新的学问领域。”4挪威奥斯陆大学校长L·史密斯在北大发言时直接将大学的功能表述为“知识权利的中心”。可见大学所以存在的价值基础就是围绕知识展开的各种活动,这是其它建筑群体所不具备的特征。探讨“知识”本身的发展规律,研究大学中发生的与知识有关的活动,一定可以找到大学自身发展演变的原动力。

源自德国古典哲学的知识学以知识为研究对象,一方面探讨知识本身的内涵与外延,另一方面研究知识的实现以及人们获得知识的方式。柯平在《知识学研究导论》一文中谈到知识学是关于“知识与知识活动”研究的一门科学5。张奕在《教育学视域下的中国大学建筑》一书中也提出“知识活动”的概念,将与知识有关的各种活动放在同一框架内研究6。本文借用“知识活动”这一概念,涵盖大学中发生的与知识生产、传播、考证、评价、应用有关的诸多内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活动是主体对客体的改造,任何活动需具备主体、客体与中介三个基本要素。发生在大学中的知识活动可以视作“知识分子”对于“知识”的各种改造活动。活动的客体是人类社会各个领域的知识,更加具体的说不是“学其事”的基础教育,而是“学其理”的,与社会各种活动直接联系的高等教育;主体则是从事生产与传播知识的各类“知识分子”;而中介则包括高等教育的理念、方式、方法,以及本文所讨论的从事高等教育的物质空间场所大学校园。中介是联系主体与客体的媒介与纽带,受到活动主体和客体的制约,也反过来影响主体与客体。大学校园形态也必然受知识活动的制约,随着其核心价值的发展而发展,并影响与强化这种发展趋势。当其形态不能满足知识活动的需求,阻碍知识活动的正常进行时,就会逐步做出调整,经过一定时期的演变,表现出新的形态特征。这种调整反过来会促进知识活动更加高效地进行。西方学者通过4个“W”,即What(研究什么)、Why(为何研究)、How(怎样研究)、 Who(谁来研究),来概括知识学探讨的核心问题。这样可以将对于知识活动的研究分为两个方面:前两者主要描述知识活动的价值取向,即知识的内涵与外延;后两者则主要讨论知识活动的方式特征,即实现与获得知识的途径。研究不同时代大学知识活动价值取向与活动方式的特征,可以对大学形成、发展、教育思想与方式的变化有本质的认识,自然也可以揭示知识活动的物质空间媒介大学校园的发展规律。

知识活动对大学校园形态的决定作用经常是直接而明确的。举一明显的例证,军事院校与艺术类院校知识活动的取向与方式截然不同,其校园形态则表现出与其相适应的端庄严肃与自由活泼的迥异的特征。更多的情况下,这一动因往往被诸多因素错综复杂的作用所掩盖。不考虑自然地域条件这一不可变因素的影响,前文谈到的诸多人文社会因素,大都并非直接作用于校园,而是将其影响力施加于社会的知识活动中,试图改变其形式、目的与准则,使其与自身发展的需要相协调,导致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条件下,大学所承载的知识活动的价值取向与活动方式的差异,从而影响到大学内部组织结构与运作机制,进而影响到大学校园。例如,国家政治与意识形态对大学的影响,不是要求大学校园怎样建设,而是通过宏观的高等教育战略引导大学的办学思想、培养模式与教学模式朝着自己希望的方向发展,培养符合自身发展利益的人才。校园物质空间规划正是文化与教育规划这一知识活动的具体物化形式。宗教的影响也是如此,它对大学校园形态的影响,首先是希望知识活动反映社会普遍存在的宗教观念与传统文化,才有了以宗教图示为基础的校园规划,空间是思想的一种表达。规划思想与理论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它们反映的是该时代人对建筑、空间、环境之间关系的理解与认识发展的水平,这种理解与认识恰恰是该时代知识发展水平的具体表现。设计师与评委的意愿也并不能简单视为个人喜好,反映的一定是该时代知识发展的大趋势。随着动态、发展的大学规划观逐渐取代静态、一次性的大学规划观,这种影响会越来越弱。我国现阶段存在的官员意志左右大学规划的现象,恰恰反映出国家功利主义与泛政治化的知识活动方式依然具有很大的影响。通过上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对于大学校园形态的影响因素,最终会集中到影响大学知识活动这一焦点上来。由此我们可以说,知识活动的取向与活动方式特征是各种影响因素的综合与提升,直接决定了大学校园形态演变的方式与方向。

二、知识学视角下的大学校园形态演进

我们将视角聚焦到知识活动这一特定的领域,重新审视大学校园形态演进的历程,分析不同时代东西方大学知识活动价值取向与活动方式的异同,以揭示隐含于诸多因素背后的,大学校园形态演变的根本推动力。

学术界公认的大学始自欧洲中世纪大学。这一时期,处于农业社会的大学并未与社会生产直接发生联系,知识活动更多强调学生个人的“修养”,表现出非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虽然中世纪大学已经开始进行医、法等应用学科的教育,但基于基督教文化与修道院制度的教会教育长期垄断欧洲高等教育,知识活动的取向带有浓厚的神学色彩,违背基本教义的知识活动都会被无情地扼杀。中世纪知识活动的另一特点是以博雅教育为主,旨在培养具有广博知识与优雅气质的人,而职业技术人才。活动的方式则主要是教师与学生住在一起,通过辩论来培养品格高尚的上帝子民。由于大学与城市、社会间并不存在必然的互动关系,甚至谨慎地保持着距离,避免与市民摩擦、冲突,或牵连到政治斗争中。知识活动与其说学习,倒不如说是一种神学指导下的“修行”,其运作方式甚至与修道院有很多相似之处。大学校园为适应这种“封闭性”活动的需要,干脆照搬了修道院“四方院”的内向型格局(图2)。合院式布局成为大学最早的校园形态,并由于其易于营造安静的空间氛围而一直影响到今天。

同一时期东方的中国独立发展出不同于中世纪大学的教育机构,涂又光在《中国高等教育史论》一书中把这一阶段称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人文”阶段7。虽然是否其视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学术界还有争议,然其活动性质与内容与古代高等教育密切相关,本文将其纳入大学的范畴来比较分析。处于农业社会背景下的中国古典教育,其价值取向主要也是“修身”之学。加之中国古代建筑群体布局具有明确的内向性空间特征,校园自然要采用封闭的院落式格局。与中世纪大学不同的是,中国古代知识活动要求受教育者不但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内圣功夫”,而且要追求“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事业”。也就是说,不但要提高自身修养,而且必须通过仕途达到为国效力的终极目标。由于有了这种知识活动取向的差异,中国古典大学不同于中世纪大学回避社会的做法,在城市中建设教育机构选拔人才,而且以“太学”、“庙学”等为代表的选址于城市的“官学”与以“书院”为代表的选址于“山林”的“私学”在同一时空中并存。与神学主导中世纪欧洲知识活动不同,“礼教”是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行为准则,祭祀行“礼”的礼仪活动也是重要的知识活动之一。天子需要在太学“承师问道”、“举行盛典”,因而逐渐形成以“辟雍”为中心的礼仪性空间序列,采用庄严的对称轴线式校园结构。自汉代确立了儒学的崇高地位,各级学校开始建立孔庙,形成了规范化与制度化的祭孔活动,逐渐形成“庙学制度”。这反映到校园空间上表现为学术空间与礼仪空间并置的“左庙右学”的格局(图3),与中世纪大学简单的内向性庭院有很大差异。就知识活动的方式而言,儒学认为大自然中一草一木均是造化之妙,“观生意”并从中感悟天理是知识分子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以求达到“乐”,也就是“天人合一”的境界。因而,知识活动除“思辩”外,加入了“优游山林”的内容,希望“天下郡县书院,堂庑斋舍之外,必有池亭苑囿,以为登眺游息之所”。校园中也就有了“书院园林”这类独特的景观园林化空间。比较不难看出,同一时代的东西方大学校园形态的差异,反映的正是其知识活动取向与方式的不同。

内向的知识活动造就了封闭的校园,而当知识活动走向社会时,封闭的校园也必然会被打破。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与工业革命大大解放了生产力,生产的发展要求大学提供大量受到良好教育的劳动者。近代西方大学知识活动取向一方面逐步由素质教育向专业教育发展,另一方面由强调自我修养向服务社会生产转变。素质教育向专业教育发展,使得校园内部交流与研讨相对减少,师生关系由思辨、互动逐渐向单方向传授转变,研究与教学也日益分离。这种相互独立、各司其职的状况,改变了过去将学生所有学习生活集中于一个合院中的做法,教学、生活、行政等功能彼此分开,不同系科的教学建筑也彼此分离,直接导致了功能分区型大学的出现。也正是有了功能分区,校园建筑功能分解的同时,不同建筑之间的联系却得到了强化。人们逐渐认识到需要一定的线性或向心性的空间结构将不同的分区联系为整体,避免校园的混乱。四方院逐渐演变为通过轴线或中心控制的教学建筑群,或以组团的形式出现。知识活动强调自我修养向服务社会生产转变,使校园与社会与生产的关系大大贴近。这种改变直接带来的变化就是大学的选址由相对偏僻地区逐渐向工业中心集中,如工业城市曼彻斯特建立了以化学研究为主的欧文斯学院,伯明翰建立了以矿冶研究为主的梅逊学院。大学进入城市,校园无法再保持封闭幽静的合院空间,与城市自然融为一体。这种开放的趋势还体现在院落式布局解体。十六世纪的剑桥,一些新建学院采用“三合院”布局,校园一侧不布置建筑,而仅仅采用围墙与纪念性的大门,以获得更多的阳光与空气,被称为“卫生式”布局。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在继承欧洲大学校园规划传统基础上,将卫生式布局提升为空间开放的,富于田园风情的“草陌式”校园(图4)。校园不再采用封闭的合院,建筑分列于广场的三个边,中央是开敞的草坪,使师生与大自然建立密切的关系。由于美国刚刚实现独立,发展农业依然是首要任务,注重农业的知识活动自然希望大学建立在风景优美的田园之中,其形态也被学术界形象地称为“学院村”。弗吉尼亚大学规划依然将师生的住所临近布置,希望教师将言传身教融入生活中。这也是工业与科技革命对大学的影响相对滞后,大学知识活动的方式还受到中世纪大学很大影响的缘故。由于弗吉尼亚大学开放的轴线式规划具有景观、卫生、阳光等多方面的优势,风靡全美并随殖民战争和意识形态的扩展而影响到第三世界,且极大影响了中国近代大学。

中国近代大学的形成处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西方先进文化随殖民主义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以“人文”知识为价值取向的古典大学,通过学习和借鉴西方高等教育体制,快速转变为以“科学”知识为价值取向的近代大学。正是这种“突变”,造成了多种知识活动在冲突中并存的特殊历史状况。古典人文主义思想、“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维新精神,以及伴随着传教活动进入中国的西方教育理念在同一时空里共存,导致了中国近代大学校园形态表现出更多的文化对撞中彼此相互融合的特征。其中既有欧美主流的功能分区思想、建筑与环境融合的人文主义规划原则,又蕴含中国古典学府“依山林、择胜地”的选址思想与“礼乐相承”的文化精神。弗吉尼亚大学的规划原则随着美国建筑师H·K·墨菲进入中国,融合了中国传统造园手法与传统文化精神,吸收了中国传统建筑风格,创作出雅礼大学、清华学堂、金陵女子大学、燕京大学等一大批融汇中西文化精神的大学校园。留美归国的建筑师杨廷宝主持的东北大学规划(图5)采用了“中”字形校园构架,结合传统建筑组群院落空间与草陌式校园规划手法,将东西方规划思想巧妙结合在一起。中国近代大学校园对不同规划思想的兼收并蓄,正是知识活动多种价值取向并存的特殊状况的必然反映。

现代大学知识活动的取向延续了近代大学功利主义价值观,但不仅仅注重知识的传播,而是强调知识的创新与开拓。被称为“现代大学之母”的柏林洪堡大学,强调“研究与教学合一”,开启了研究型大学发展的新时代。现代研究活动不同于单向的教学活动,可以彼此孤立而存在,也不再是一两个有想法的人“lone wolf”式的工作,而是贯通了各个领域的复杂的社会活动,需要大学的各个单位密切合作。同时,现代科学各个学科的横向联系日益密切,交叉学科与边缘学科的发展也需要不同院系之间共同承担教学科研工作。这种知识活动横向关联的加强,要求强化校园内部建筑之间的关系,一系一楼的传统做法不能很好地适应发展的需求。由于知识更新的速度大大加快,今天能够满足教学与科研需要的空间,可能不久就会产生局促与不便,需要校园提供通用性更好的空间。这种知识活动方式的变化,使得强调联系与通用性,基于空间模数规划的格网式结构开始出现。柏林自由大学(图6)、巴黎第六大学、我国沈阳建筑工程大学等都是成功的作品。组团式结构也由于其具有可灵活调节与适于分期实施的特点,被越来越多校园规划所采用(图7)。“交往空间”伴随着大学诞生之初的思辨活动而产生,由专科教育导致的校园空间割裂而逐渐被边缘化。现代大学知识活动由单向的传授向传授与交流并重发展,促使交往空间的设计重新受到重视(图8)。校园尽可能为不同单位之间提供接触的机会,交往空间成为大学校园空间联系的节点,也是知识活动的纽带。

我国现代大学的知识活动,受到苏联高等教育模式很大的影响,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表现出了典型的“国家功利主义”特征。新中国成立后很长时期内,大学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为首要任务,仅设校、系两级管理体制,其活动方式相对以单向传播为主。受这种倾向的影响,大学校园空间多呈单一的“行列式”发展。高等教育的意识形态化与泛政治化也是这一时期知识活动的典型特征。校园融入了浓厚的政治氛围与控制欲,更多的是一种家长式的拘谨与严肃的氛围,缺乏启发知识创新的开放性与自主精神。为了突出新政权的形象与伟大的创造力,以莫斯科大学为范本的庄严、宏伟、富于纪念性的主楼被引入大学校园,草陌式校园中心被严整、气派,富于纪念性的广场所取代。中国传统轴线空间序列由于体现了强烈的纪念性与集权性,依然被大量采用。主楼、序列严整的广场、对称排列的教学楼形成的校园几乎千篇一律地发展起来,校园俨然成为社会的缩影(图9)。泛政治化造成的严肃拘谨的校园空间形态,随着政治环境的宽松必然发生转变。改革开放使科学技术对于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得到全面肯定,高等教育快速进入大众化阶段。由于社会快速发展对于科学与技术的渴求,对于各个领域知识的兼收并蓄,功利性、政治性取向不再绝对主导大学各种知识活动,多元化的大学发展理念带来了多元化的建校理念,使得各种大学规划形态在我国现代大学建设上都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探索与应用,纪念式轴线也不再是中国大学的标准模式(图10)。虽然由于一定程度上的急功近利,我国当代大学校园形态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混乱与粗制滥造,缺少必要的反思与总结,但也不乏大量成功的作品,大学校园建设随着知识活动的现代化而逐渐与国际接轨。虽然有了这些积极的变化,如果知识活动泛政治化与长官意志的影响不能完全消除,校园轴线对称、功能分区、礼仪空间序列这些中国大学特殊的形态特征必将长期存在下去。

上文所回顾的校园形态的演变历程,清晰地反映了知识活动对大学校园形态的决定作用。东西方大学校园形态的差异,恰恰反映了东西方知识活动特征的不同。大学校园形态从封闭到开放的过程,是知识活动取向不断从自我封闭向强调社会价值转变的过程。校园形态从分散到集中,并向网络化综合发展的过程,是知识活动方式从独立到合作再到与社会综合协调,彼此互动的过程。(图1112

三、大学校园空间形态演变趋势探析

沿着知识活动这一特定视角,我们可以通过分析新时代知识活动的发展特点与方向,探析未来大学校园形态发展演变的趋势。

以全球化的视野来审视我们的时代,知识经济已经成为主导世界发展的关键推动力。新经济理论认为,二十一世纪经济已经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全面发展。相对于以能源、原材料、劳动力等物质要素为基础的传统经济而言,知识经济依赖于各类科学知识、行为管理知识与技术技能的积累、学习与创新,知识和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成为最为重要的社会资源。与以有形资产为基本投入方式的传统经济相比,知识经济的资产投入以知识活动的成果,也就是知识产权等形式为主,而知识经济的产出,也主要是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知识活动的这一趋势促使知识资源与知识产品开发的“生产部门”站到社会发展的最前沿。人才与科研成果需要以最快的速度转化为生产力,否则就可能被快速更新的知识所淘汰。大学与社会的关联更加紧密,教学、科研与生产的互动进一步加强。另一方面,大学知识活动对社会的依赖也在增强。科学研究日益复杂,离开社会物质与资金的支持是不可想象的。即使是单纯的教学活动,依然不能忽视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否则也会处于在学生的选择中被淘汰的险境。大学与社会依赖性的进一步增强,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以“硅谷——斯坦福”模式为代表的开放式大学逐渐成为大学发展的共同趋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大学城”。反映到校园形态上,大学空间结构层面的意义将被弱化,传统具象的形态,将被一种重视校园与城市资源共享、强调校园空间与城市空间有机融合的发展观念所取代。未来大学校园与城市的界限会进一步弱化,校园不仅仅局限在“没有围墙”这一层面,而是不断向城市蔓延与突破。更加丰富的城市社会功能将沿着大学城的主体结构体系生长,形成一所或多所大学及其相应的科技园区相互结合而成的,集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为一体的巨型综合区域。日本筑波科学新城占地28.6平方公里,我国广州大学城范围达43.3平方公里(图13),与其说它们是城市中的大学,倒不如说是大学中的城市。这种大学与城市的融合,使校园与城市之间的过渡层不断发展充实,成为一个特殊的知识经济化的产业层面。原有的围墙,将被一系列共享空间所取代。如今,我国很多大学围墙之外都依靠大学科技实力发展出了信息产业一条街等形式的经济实体,虽然有些还处于较低层次,但所体现的正是大学未来发展的方向。大学与城市的共生不但带来了校园形态的变化,而且对城市形态的发展意义深远。尤其在我国,这种开放将使得传统城市以行政机构、商业中心为空间组织核心的发展模式,加入了以科技、文化生产力为代表大学所形成的新的城市聚合中心。

我们所处的时代被称为“信息时代”,这个时代知识活动方式最明显的特点就是以ICT技术(信息通信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带来了信息传播与获取方式的变革。知识的获取将不再受空间的制约,人们可以超越地域的限制,可以在任意时间、任意地点,按需学习所需要的知识,大大拓展了获取知识的途径与方式。当获取知识这一活动变得相对容易,过去受教育资源限制,只有少数人才可以享有的高等教育,将变得更加普及。足不出户就可以接受教育的“网络大学”、“虚拟大学”早已不再是空想。据权威部门统计,仅我国通过各种传播媒介完成学业的大学生已经超过百万。这种趋势将使大学进一步与城市融合,将大学知识活动的触角伸向社会的各个领域。大学的教育机构并不一定要设在校园内,而是以一种非空间的方式与大学联系,这将进一步弱化大学的空间边界。信息技术使得科学研究的方式也发生了变革,实验室不再局限于一楼,甚至一个校园。亚利桑纳州立大学的科研人员可以直接控制极地科考站内植物的生长,世界不同地点的科学家也可以在同一网络环境下即时共享研究成果,讨论相关问题。这种变化使得大学校园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松散,现代大学所倡导的网络化、通用化的校园与多层次的交往空间将很大程度上被一个虚拟的网络空间所替代。校园建筑彼此间的联系,内涵上不断加强的同时,而从空间联系上不断弱化。信息技术使师生不必每天奔波于不同建筑之间就可以得到所需知识,先进的数据库系统使得原本依赖纸质媒介的信息可以以多媒体的形式在网络上快速传播。图书馆这一现代大学校园空间的核心建筑,正在逐渐被边缘化,校园将不再需要一个固定的中心。总之,信息技术将进一步促进开放式大学发展,大学校园将表现为一种更加自由的,更加与城市融合的,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非结构化的网络化新形态。这里的“网络化”并非指互联网,而是指大学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不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或向心性关系,将发展为一个复杂的多元体系。原有一系一楼的格局将受到强烈的冲击,公共教室与实验室等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校园不同部分的联系与交流获得空前解放的同时,其物质空间却面临被消解的困境。信息技术使校园形态所物化的种种空间结构对知识活动本身的意义大大减弱,校园规划更多表现为空间、环境与景观层面的需求,一种“园”的意义上的校园。

“可持续发展”也是二十一世纪知识活动的主要取向之一。可持续发展理论认为健康的经济发展应建立在生态可持续能力与社会公正的基础上,强调发展对资源和环境有利的,不以损害后代人需求为代价的经济活动。可以说,偏离了可持续发展的方向,任何知识活动都不会具有恒久的价值。大学有责任与义务引导民众践行可持续发展的生存理念,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大学”,也被称作“生态大学”。当然生态大学不仅仅是空间层面的,其内容涵盖高等教育学、知识学、文化学等诸多方面。从本文所研究的校园形态来看,生态大学完整的规划理论体系并未发展成熟,设计实践也多处在强调绿化与景观的“花园式大学”这一层面。很多规划专家已经在这一领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杨经文曾在天津民航学院规划竞赛中提出了一些生态校园的设计原则。该方案最有特点的是屋顶的设计,每一片如同神秘飞行物的翼状物可以不断改变方向和仰角,以提供良好的通风并最优满足内部每一座建筑的各自不同的生态要求(图14)。卡塔尔大学校园利用风塔的设计,来遮挡强烈的阳光并导入自然风,校园形态是生态设计的直接结果(图15)。依据生态设计的原则,我们可以对可持续的大学校园规划的特点做出合理的归纳。生态大学应该与自然紧密结合,适应自然地域气候特征,强调保护校园环境,注重提高建筑的效率。在建筑设计中尽可能利用可再生的材料与能源,减少建筑物的消费剩余物,尽可能实现废弃物的回收利用,并充分发挥绿化和水体的气候调节作用。可持续发展是二十一世纪知识活动的重要取向,也是大学校园发展的必然方向,仍然有大量的理论研究与设计实践工作要做。

根据对未来大学知识活动特征的分析,我们可以很大程度上预见,大学校园形态将向开放化、网络化发展,空间的樊篱将被进一步突破,大学校园与城市将在更深的层次上融合互动。校园规划将不再一味强调结构与空间,轴线与中心将变得更加灵活,校园会顺应环境肌理发展,融入更多生态建校的观念,与自然和城市环境更加和谐地共存。虽然当代很多新建校园,尤其是我国新建的很多大学,依然在沿用功能分区、空间构图与轴线设计等传统规划手法,但是很多新的规划观念已经潜移默化地融入大学校园,促使校园形态向新的方向演进。

信息技术使得大学的知识活动不必在特定的空间进行,甚至不必在校园中进行,这在某种意义上促使大学校园这一实体走向消解。然而,我们真的不再需要一个校园了吗?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关注大学发展科学与技术,因为它们直接与经济发展相关,但我们不能忽视另一类非功利性知识活动。人文、艺术、考古等社会科学,并非仅为眼前利益,而是着眼于人类长期的发展需求。这种“学问”不一定是社会生产急需的,但它们依然是大学知识活动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活动方式更多依赖于知识分子本身的修养与思辩,仍然需要一个学术氛围浓郁的“校园”。而且,我们也不应忽视大学自产生以来就崇尚的培养品格高尚的社会成员的责任,虽然这种知识活动的取向已经在经济发展的大潮中被淡化。大学校园的存在,不仅是生产与传授知识的场所,校园空间本身就具有教化育人的作用。正如斯坦福大学第一任校长乔丹所说的:“长长的连廊和庄重的列柱也将是对学生教育的一部分,四方院中每块石头都能教导人们要知道体面和诚实。”正是这种价值取向的存在,大学校园仍然需要提供一片教化育人的“净土”。即使是牛津大学这样具有数百年历史的“没有围墙”的大学,每个独立的学院内依然严格维护着严肃的学术氛围,即使草坪也不允许随意踏足,以表达对于知识的尊重。一个求学修身之园与大学开放的大趋势并不矛盾,而是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可以相信,大学这一知识之“园”,还将以一种特定的,富于文化性的实体空间形态而长期存在,并在与信息技术所带来的“消解”作用的对撞中找到自身新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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