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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菲的传统复兴风格大学校园设计
作者:冯刚

墨菲(Henry KillamMurphy1877-1954)是一位对中国近代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做出杰出贡献的美国建筑师。他设计了很多住宅、公共建筑及规划方案,尤其在校园规划与建筑设计领域成果卓著。自1906年起,“墨菲-达纳”(Murphy & Dana Architects1906-1921)事务所与后来成立的“墨菲-麦克吉尔-汉姆林”事务所(Murphy,McGill& HamlinArchitects1921-1924)以及后来他独立经营的设计事务所,在美国东北部、日本、中国规划设计了很多项目。他所倡导的“适应性建筑”(Adaptive Architecture)思想,认为不同国家和地区应该有自己的建筑艺术,他对中国传统建筑持肯定与欣赏的态度并认真进行了研究。1914年至1935年,墨菲在中国规划设计了雅礼大学、复旦大学、金陵女子大学、福建协和大学、燕京大学、铭贤学院等多所著名学府,以践行其所主张的传统复兴风格的校园规划与建筑设计。这些校园建筑至今依然是大学空间中最激动人心的部分,是中国近代宝贵的建筑文化遗产。

一、西方风格还是传统复兴?

近代时期是中国大学建设史上的一个高峰期。以“人文”知识为价值取向的中国古典高等教育经历了两千余年的发展,自十九世纪末开始发生剧烈的转变与瓦解,向以“科学”知识为价值取向的现代高等教育发展,试图以欧美大学为蓝本,建立新的高等教育体系。在这一过程中,旧有的官学、书院等校园空间无法继续满足教育功能的需求,需要大量建设现代化的大学校园。依据清末至民国期间先后制定的五个学制中所定义的大学来统计,近代中国新建各类大学超过二百所。这些新建大学从规划思想到建筑设计都希望达到更高的水准,而中国传统校园规划方式已不能满足新时代的需求。这一时期,中国发展成熟的古典建筑体系随着西方文明的入侵受到严重的冲击。同时,中国古代并未建立成熟的建筑师培养体系,没有足够的人才来担负建设新时代大学的责任,因此,近代早期建设的大学,常需要邀请西方建筑师来完成这一工作。

西方文明的入侵对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很多国外机构通过各种途径在华开办大学,试图通过影响中国年轻一代来影响中国的未来。这其中有西方政府退还庚子赔款来兴办教育,如清华学堂、山西大学堂等。还有基金会通过兴办学校的方式在华推行慈善活动,代表性的有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北京建立的协和医学院。影响最大的是基督教会与天主教会在华兴办大学,成为中国近代大学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这些大学多倾向于选择其母国的建筑师来设计校园,这也促成了西方早期近代校园主要由西方建筑师来主持设计,将先进的规划思想与建造技术逐渐介绍到中国。墨菲就是这些建筑师中的代表人物。

虽然技术上全面落后,但对于数千年文化历史的眷恋依然植根于公众的心中,“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依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作为一种文化的符号,大学校园建筑风格必然受到广泛关注。规划之初,建筑师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西式风格”还是“传统复兴”?协和医学院早期建筑师古励志(Charles A. Coolidge)在规划之初曾对于建筑的形式问题进行了调查以当时故宫博物院前身古物陈列所所长金绍城为代表的一派认为宜采用传统建筑形式,调整它适应现代需求。而清华大学周怡春校长为代表的一派则认为现代化的医院建筑是容纳着最新的西式医学教育理念的建筑,应该在这典型建筑的建造中展示最新的文明理念。周怡春校长对于西式建筑风格等同与西方先进建筑技术的观点同样体现在清华学校的规划中。以其为代表的校方坚持认为:“在建筑设计上完全采用中国式的风格,将会带来大量的制约与局限”,“建造一个使用西方技术和西式风格的房屋,比建造一个现代版中式风格的房屋在经济上合理的多[1]他们所认为的中国风格的制约与局限,主要表现在大屋顶增加成本而空间难以利用的情况上,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古励志对这类观点持支持的态度,在其报告中认为:“中国传统建筑特点在于其屋顶,大屋顶用在现代医院建筑中会遇到通风、防火等很多问题,大幅度出挑的屋檐会影响顶层房间的采光。中国传统建筑多为单层,将大屋顶移植到多层建筑上会引起比例失调的问题。而且,增加大屋顶会徒增造价[2]这种形式与技术之争事实上并未真正主导校园建筑的风格,最终决定建筑形式的是社会与文化层面的因素。在上海、苏州等基督教发展比较成熟的地区,一些教会主导的大学直接采用了较为纯正的“正统”西式大学风格——学院哥特(Collegiate Gothic)风格,如位于苏州的东吴大学和位于上海的沪江大学。东吴校长孙乐文曾谈到:“我们应该铭记的基本原则之一是,我们的教育必须是基督教的。使我们的学生有充分的机会去了解基督教信仰在整个生活中的要旨和意义”[3]校园建筑空间是教育理念在环境层面具体的物化形式,学院哥特风格正是表达基督教精神的一种理想的选择。以其命名的“孙堂”就采用了纯正的学院哥特风格。当时,中国绝大多数地区对教会还是主要持抵触与怀疑的态度,反对教会在华活动而引起的“教案”不断发生。五四运动后,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对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带来更加严重的冲击。十九世纪20年代中国知识界发动的“非基督教运动”和同时期发生的“收回教育权运动”都对教会大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教会为了维护其在华传教的利益,希望通过一种与中国本土文化的融合来消除彼此之间的隔阂。建筑是文化主要的表达媒介之一,也是最容易影响普通民众的直观符号。中国自古就在建筑上附加了礼法、等级等政治文化层面的内容,教会大学也乐于借助这一符号来表明其“中国化”的基本态度,推行其“本土化”与“世俗化”的传教策略。第一任天主教廷驻华使节刚恒毅(Cardinal Celso Costantini)曾致函教皇,批判教会热衷在华修建哥特教堂的做法,他认为:每一民族都有她特殊而定型的气质,并且这些气质籍着她历史性的建树,通过民间与社会的艺术品,可以充分表现出来,各种不同艺术特征都是基于文化、习俗、兴趣、历史与宗教的史绩、建筑用材、气候、地势等等不同因素。将欧洲的形式,无论是罗马式或哥特式,加诸中国均属错误”。刚恒毅邀请格里森(Dom.Adelbert. Gresnight)担任辅仁大学建筑师,并指出“建筑方案应体现天主教的‘大公精神’,做到新旧融合,宜采用中国传统建筑形式并使其适应现代学校的功能要求”。“辅仁大学整个建筑采用中国古典艺术形式,象征着对中国文化的尊重和信仰……但此建筑的形式不是一座无生气的复制品,而是象征着中国文化复兴与时代之需要[4]在这种建筑观的指导下,近代建立的教会大学很多都采用了中国传统复兴风格的校园建筑形式。如北京辅仁大学将中式大屋顶与西方“横五纵三”的立面构图方法结合起来;赫士(Hurry Hussey)设计的协和医科大学基本采用了传统复兴的设计;帕金斯(Dwight Heald Perkins)事务所设计的金陵大学将中式屋顶的组合形式进行了创造性的发挥。墨菲在其完成的一系列大学作品中,更是将传统复兴视为其标志性手法。

墨菲在中国的校园规划事业始于美国雅礼会(Yalein China)在长沙开办的雅礼大学。长沙位于内陆,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对于教会抵触很深,甚至出现过针对外国人居留地大规模的破坏活动。这促使雅礼会“试图让新建教学楼尽可能不表现出‘外来’元素以减少雅礼的美国基因[5],提出“新建造的建筑在各方面应追随中国形式”,“除了教育的、医学的和信仰的目标之外,雅礼会的建筑自身同样也是一个好机会,可以向中国人展示通过包含最现代化的美国式平面与结构的建筑群来保存他们的建筑遗产是可行的[6]。在校方建校理念的影响下,墨菲在1913年开始的雅礼大学规划中,开始尝试放弃一些教会大学将中式大屋顶与西式墙身结合的方式,而探索更为彻底的传统复兴风格的建筑设计。

   19146月,墨菲前往北京接受清华学校的设计项目,有机会参观了紫禁城,并被中国古典建筑艺术所深深吸引:“(紫禁城)是世界上最美的建筑群”,“这种威严与华丽,在任何其它国家与城市的建筑群中都无法再找到[7]。墨菲这次经历普遍被认为对于其未来21年在华职业生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促使其致力于中国传统复兴风格建筑的设计实践。墨菲的建筑单体设计大量采用了北方官式建筑做法,而不顾地域性建筑差异,应该也与这次建筑体验的经历密切相关。墨菲在清华学校的设计中,没有采用传统复兴风格。一方面是由于校方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顺泰洋行的埃米尔·斐士(Emil Sigmund Fischer)已经建造了清华学校的第一批折衷风格的西式建筑,很难再与中国传统风格相协调。

1916年,在时任金陵大学神学院院长司徒雷登的协助下,金陵女大选定在位于金陵大学西南方向的陶谷地块,购地建设新校园。金陵女子大学创立初期,曾租用南京绣花巷的“李鸿章花园”作为临时校舍。首任校长德本康夫人(Mrs. Lawrence Thurston)对高品质的中式建筑赞美不已,“很欣赏绣花巷临时校址的古典房屋样式”,“主张按中国古典建筑形式设计和规划校园,在未来的新校址上继续保持和体现校园原有的建筑风格[8]。德本康夫人曾在墨菲与罗杰斯设计的沙湘雅医学院教书,对于雅礼大学的传统复兴风格校园有亲身的体验,这促成了其邀请墨菲设计金陵女子大学。德本康夫人在给墨菲的信中写到:“就我个人而言,如果我们选择中国传统样式,那我希望它们应不光有大屋顶,屋顶之下的东西也是中国风格的,我看过你为雅礼大学所画的那些草图,我想它们比我所见过的所有的其他建筑,都更为接近真正的中国风格[9]1918年开始的金陵女子大学规划基本按照墨菲最初的设计建成,是其传统复兴风格校园规划思想的完整体现。

燕京大学是由美国教会在华创立的北京汇文大学(主体)、通州协和大学及华北协和女子大学于1919-1920年合并而成。第一任校长司徒雷登就任后,确定了燕京大学的办学方式:“要使燕京大学在气氛和影响上彻底的基督化,而同时甚至又要不使人看出它是传教运动的一部分[10]。希望以此“唤起参与学校事务的中国人的认同感。通过中国人的认同与参与来更有效地传播基督的福音。同时弱化与弥合教会与社会公众之间的矛盾[11]。为此,司徒雷登提出建校的四项目标中第三项明确提出“要使燕大既有一个中国式的环境,同时又具有国际性,能促进国际间的相互了解,这是培养具有爱国主义升华的世界公民唯一切实的保证[12]。在设计之初,司徒雷登提出“我们从一开始就决定按照中国的建筑形式来建造校舍,室外设计了优美的飞檐和华丽的彩色图案,而主体结构则完全是钢筋混凝土的,并配以现代化的照明、取暖和管道设施。这样,校舍本身就象征着我们办学的目的就是要保存中国最优秀的文化遗产[13]。为了创造这种“中国式的环境”,司徒雷登特意聘请墨菲来主持校园规划和建筑设计。墨菲在前期一系列实践中积累了一系列的经验,使其在燕大设计上更加游刃有余。由这一过程可以看出,墨菲传统复兴风格校园设计思想不断走向成熟,是其建筑艺术观的反映,同时也是特定历史背景下,政治、文化、教育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

二、美式校园与宫殿群体规划的结合

墨菲在华校园规划方案体现出两个重要的思想来源。一个来源是当时流行于美国的“Mall”式校园规划(1)。这一规划模式源自托马斯·杰弗逊(ThomasJefferson)在弗吉尼亚大学规划中发展成熟的一种被称为“学术村”(Academical Village)的大学校园格局,影响了一个时代的美国大学校园规划。其特点是校园由三面建筑围合中央开敞式矩形草坪而构成,一条短边处布置校园的核心建筑(多为图书馆或礼堂);其它建筑沿两个长边有序展开,形成中轴对称的空间;草坪的另一短边开敞。“Mall”式校园具有开敞、简明、庄严、整体空间可沿轴线不断生长的特性。另一来源则是中国传统宫殿建筑群规划模式(2)。其特点是,具有明显的空间序列,不同层次的院落沿对称中轴线依次展开,具有“起承转合”的空间层次,以主次轴线的转折来实现空间的转换。

长沙雅礼大学是墨菲在中国的第一个校园规划项目(3)。此前墨菲并未来过中国,甚至规划方案也是在美国完成的。因此,雅礼大学的规划明显表现出了“Mall”式校园规划的特点。随后完成的清华学校规划与建筑设计,由于其留美预备学校的特殊背景、校方主导观念的影响以及既有建筑文脉的限制,基本上还是采用了“Mall”式校园规划结构。1918年,墨菲开始了复旦大学规划与设计工作。从规划结构上看,还是具有比较明显的“Mall”式规划的特点。

   1918年,墨菲为金陵女子大学做出了第一版草案。1919年,将其发展并深化为最终的实施方案(4)。这一方案中,已经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紫禁城给墨菲规划思想带来的影响。该方案放弃了简明的三面围合的美式校园规划格局,而采用了多进院落沿轴线布置的典型的中国传统建筑的规划方法,整体上具有明显的空间序列。校园始于一条狭长的林荫道,进而转换为一宏伟的方形内向庭院,100号楼达到空间的高潮。绕过100号楼,空间转换为一横向狭长的宿舍庭院。该庭院尺度较小,中央设有水池景观,空间氛围更加亲和。最后一进院落具有更多的园林化特征,轴线结束于山坡上的四角重檐攒尖顶的亭子。这一序列与紫禁城自千步廊起,经一系列“前朝后寝”的庭院空间的转化,最终结束于景山的空间序列非常相似。金陵女子大学基本按照墨菲最初的设计建成,完整体现了其传统复兴风格校园规划思想。

燕京大学是由美国美以美会、美国公理会、美国北长老会,英国伦敦会四所基督教教会于19161920年间通过将北京的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三校合并而联合创设的教会大学,由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出任学校首任校长。建校初期,学校在北京盔甲厂(原汇文大学校址)和佟府夹道(原华北协和女子大学校址)办学。在首任校长司徒雷登努力下,邀请美国建筑师墨菲规划设计了新的校园。1919年底,在学校校址尚无着落的情况下,墨菲为学校设计了一份意向性规划。这一“宫殿群式”规划方案(5)可以看做是金陵女子大学规划的翻版,院落层次更多,主次轴线的组合与空间序列变化也更加丰富。

   1920年末,燕京大学学校董事会决定在北京城西北郊海淀原乾隆时期的“淑春园”(道光时期归属于多尔衮的后人睿亲王仁寿,称“睿王园”)旧址所在地块建设新校园。墨菲的勘察报告摘要中对校址的描述是“地产在北京西北7英里外,去颐和园的大路边,从北京使馆区乘汽车到此要30分钟,由大路,地势由西向东升高至地产东沿,拔起6英尺,该地块可很好地转适于墨菲设计的大学……地产中有人工小山丘、水道和岛屿,有溪流由西注入,其源头与玉泉山和颐和园的相同。巨大杉树和松树、人工岩穴和石窟加强了此地的自然美,从地产最高点可以看见周围的乡野景色[14]这块地产占地约40英亩,边界呈不规则“T”字形,因此无法再按照原先的理想方案建设校园。墨菲放弃了原先的宫殿式的空间序列,努力从轴线关系中寻找整合校园空间的主线,他认为,即使在具有园林景致的基地,建筑楼宇也不能东一座西一座的,仍需要有一条轴心线。当墨菲“第一次到燕京大学基地考察时,站在一座小山上极力寻找地形和中轴线之间的联系,他突然看到玉泉山塔,很高兴的说:‘那边就是我想找的端点,我们的轴心线应指向玉泉山上的那座塔。[15]1920年,墨菲·达纳事务所根据实际用地条件,设计了第一份校园规划方案。该方案由一条以玉泉山塔顶为对景的东西向轴线作为整个规划的结构骨架,轴线最西端为学校主入口。借景是园林、陵墓、村落等中国古典建筑群体常用的手法,通过视线的引导将景色组织到建筑群的视线设计中。墨菲在金陵女子大学规划中也曾采用了这种借景的手法,将山景与校园主轴线相呼应(6)。“T”形用地的南北向突出的部分,墨菲规划了一条南北向的次轴线,功能上容纳1920年新并入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所构成的燕京大学女部。主次轴线的运用,将整个校园统一为一个整体。192112月至19221月,墨菲、麦克吉尔汉姆林事务所依照之前的草图制定了更为详细的方案鸟瞰和平面布置图(7a7b)。该方案基本延续了草图中的两条正交轴线组成的校园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对各项建筑进行了详细的功能分配。

燕京大学1921年规划的主轴线自西门起为一横向三进的内向封闭院落,功能为教学区,是典型的中国传统院落空间设计。其后为一东西向延伸的中央庭院。轴线的尽端结束于体院场馆。轴线北侧排列着男生宿舍组团,每个组团由三栋建筑围合成小尺度的内广场。这种建筑围合大尺度内庭院的做法具有较明显的美式校园的特点。女部组团不同方向和尺度的庭院共同构成了校园的次轴线,与主轴线相交于中央庭院。两条轴线的交点布置了教堂,教堂的建筑造型为类似辟雍的集中式建筑,面向主入口一侧略长,与教堂常见的坐东向西的方向一致。作为一所教会大学,教堂是不可少的校园精神性空间。1919年墨菲为福建协和大学做的校园规划中,就曾出现过这种校园中央布置集中式建筑的做法。这种做法在同时期美式大学校园中很少见,却可见于中国古典大学校园群体中。国子监中央的辟雍,位于校园轴线及主庭院的中央,是一座集中式建筑,无论从空间,还是功能上,都具有统帅整个空间的作用。虽无证据表明,墨菲的设计从国子监的设计得到了启示,但其中的相似性还是显而易见的。燕大校园基地地形较复杂,还有一块水面。墨菲的设计强硬地将地形按照几何构图来组织,水面也用道路限定为大致的矩形,即使是湖心的小岛也刻意安排在了中轴线的位置上。为了迁就这种大尺度的空间构图,部分建筑不得不放置在了与土山或水塘相冲突位置,需要对基地进行移土填坑等改造。这种做法与传统书院建筑群体中书院园林结合自然地形的景观处理方式不同。校园中的水塔,考虑了两个地方,一处位于北侧校园之外的南北向轴线北端,作为将来校园发展的一部分。另一处位于东西向轴线上的湖心岛上。无论哪种做法,都将其视为限定空间轴线的重要手段。1922年方案(8)在前期方案基础上,对于女部进行了修改,恢复为1920年最初版的布局,将女生宿舍调整为南北朝向,并以宽阔的中央草坪取代了院落式空间,这一富于传统空间意味的校园因而具有了更多的美式校园特征。

   1923年,因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斯克拉顿城(Scranton)的教友筹款25000美元来为学校建造一座讲堂,学校决定在规划中小湖的岛上以其名义建立一个活动中心。同年3月,墨菲、麦克吉尔汉姆林事务所绘制了斯克兰顿-鲁斯交谊岛(9)的效果图。该方案借鉴了传统中式园林的设计手法。1924年的校园鸟瞰图中,已经可以看到湖心岛上加入了活动中心的部分。

   1926年,方案进行了又一次大的调整。最西端正中的四合院移除西侧的两座建筑,改为三合院,院前设池塘和孔桥,将封闭的内庭院打开,建筑内庭院直接面向道路,在校园与城市间形成了开敞的过渡空间。这种三面围合建筑,中央广场直接向道路敞开的做法,源自英国的“卫生式”校园,在同时代的美式大学校园中是非常普遍的。这一版修改方案在校园的东部保留了大面积的自由的水面,校园也因之获得了更多的园林意味。早在1924年起,关于湖面的处理,建筑师与校方就存在不同的意见。司徒雷登在给纽约托事部华纳先生的信中提到:“越发的感觉到如果我们填塞了湖的东部将会犯下一个严重的错误……经过必要的修整后……将会是有自然风致的一个去处,失去它将是很大的遗憾[16]。而墨菲的则认为“稍稍狭窄的池塘不会破坏水景的效果……由于基地大小的限制,湖的北岸无论如何也难以安置下和已经建成的宿舍一样的男生宿舍群组……不一样的新宿舍设计,会使东西轴线上整个南北对称的布置泡了汤……维持湖东岸岸线的形状会使得拟议中的体育馆无处容身[17]。由于校方的坚持加之预算等原因,最终的设计保留了校园东侧自由的水面,美国“Mall”式校园与中式园林景观戏剧性地碰撞在一起。由于这一变化,原先位于轴线上的体育场馆也只得偏离轴线布置,原先规划北侧三个男生宿舍组团,只建成了两组。教堂的位置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墨菲一直坚持将教堂设置在东西与南北两条轴线的交点处,使之居于校园最核心的位置。而1926年,司徒雷登认为:“出于宗教的、管理的原因,我们中间的很多人,尤以我为甚,认为东西南北两条轴线的交叉点不是一个理想的教堂位置……建议将教堂移到南边起伏的小山上,下临那个还没有起好名字的小湖[18]。考虑到当时中国知识界发起了非基督教运动,教会与教会学校都受到很大的冲击,方案将教堂的位置改到一个比较谦逊的位置,原位置的建筑改为学生活动中心,也是对于当时政治形势一种合理的回应。在1926年方案中,教堂被移到了东西向轴线南侧原男生宿舍组团的位置。这座披着中式建筑外衣的教堂,最终也未在学校中建成。

由于种种设计层面与非设计层面的原因,燕京大学最终完成的规划,西部更多地表现出了美式校园的特点,而东部具有更为强的中式园林的味道。中国近代规划的大学校园,常表现出中西规划理念融合的特点,这反映出了特定社会背景下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三、借鉴中国古典建筑艺术的传统复兴风格校园建筑

墨菲对于中国传统建筑艺术持肯定的观点,他坚持认为“中国建筑师应该从中国传统建筑来寻找灵感,而非一味地模仿西方建筑样式[19]。他认为中国传统建筑的“五大要素”是“反曲屋面(curving, up-turned roofs)”、“有秩序的排列(orderliness of arrangement)”“诚实的结构关系(franknessconstruction)”、“华美的色彩(gorgeous color)”、“大的石造台基(massive masonry base)”I这一认识主要来自于他对于紫禁城为代表的宫殿建筑的体验。因而墨菲设计的校园建筑,不论位于北京、南京、还是广州、福州,绝大多数都采用了北方官式建筑的做法。北方宫殿建筑优美的屋顶与飞檐、华丽的色彩被墨菲简单地视为中国传统风格的主要立面特点,而对于官式建筑与民居的差异,建筑的地域性差异并未过多地加以表达。他强调中国传统建筑的完整性,曾在给德本康夫人的信中谈到“的确,屋顶是整个中国建筑中最显著的特征,但是中国建筑的特色是贯穿整个建筑的,它的开窗,实体与虚体的关系,整体表现与细部处理等等,都是一个完整的整体。除非能够在屋顶之外取得突破,否则我们试图在现代建筑上获得这些精彩的中国建筑特征,都将是不可能的[20]基于这种认识,墨菲的传统复兴风格建筑设计从屋顶、墙身、门窗到细部装饰,更多地直接借鉴了中国古典建筑的设计手法。从他不同时间的作品可以看到其对于中国古建筑艺术的认识不断走向成熟。

屋顶是最容易让人直观感受到中国古典建筑艺术的符号。但大屋顶本身会增加造价,内部的空间不容易利用,这是很多人反对传统复兴的重要一点。墨菲最早的传统复兴风格校园建筑作品是雅礼大学的建筑群(3)。在这一作品中,他充分考虑了坡屋顶内部空间的利用(10),并在设计中采用了大量西式建筑中常见的老虎窗,用以给室内提供自然采光。或许是墨菲认为这些老虎窗破坏了屋顶应有的形式美,随着墨菲对于古建筑形式的刻意追求的程度不断提高,这些实际上功能很合理的老虎窗没有再出现,屋面与檐口曲线更加柔美,很多简化的装饰构件也由真正的鸱吻与走兽替代。墨菲的大学校园建筑主要采用了歇山顶与庑殿顶的形式,个别建筑也有攒尖顶与重檐庑殿顶的设计。由于歇山顶两侧的山花容易开窗组织采光,且不会破坏屋顶的完整性,因而成为几乎所有传统复兴校园建筑的首选屋顶形式。燕京大学贝公楼的大屋顶与二层空间连通,作为礼堂使用,在保证屋顶形式的条件下也满足了空间的使用。对于中国古建筑屋顶形式所隐喻的“礼”的内容,这些西方建筑师们并没有过多关注。庑殿顶和歇山顶在墨菲的设计中,完全看不出任何主次关系。为了满足教堂内部空间的比例,墨菲曾试图将重檐庑殿顶的建筑生硬的塞入西方的教堂,这种形式与功能的分离,不能不说是过分追求建筑形式所带来的问题。

为了与大屋顶相协调,墨菲设计的大学建筑平面基本为矩形,与一般教学建筑的平面没有太大的矛盾。他的作品常在山墙两侧出歇山或庑殿顶的抱厦来形成一主两次的“山”字形建筑形体,如金陵女子大学的100号楼(11)、燕京大学的贝公楼(12)、复旦大学的简公堂等。由于功能的需求,大学建筑有时候需要建成三层。在过高的墙身上面增加大屋顶常会带来一些比例上的问题。墨菲的做法是将建筑的首层放大成为基座部分,形成明确的立面三段式的划分,这种做法可以有效地使立面比例更加协调。如岭南大学哲生堂(13)将首层设计为基座,避免了过高的建筑立面。

尝试中国传统复兴风格的西方建筑师,常常将屋顶视为表达的重点,而将墙面部分加以简化处理,常在墙面开简单规则的连续方窗,以满足功能需要为宜,没有过多的装饰。格里森设计的辅仁大学主楼、帕金斯建筑事物所设计的金陵大学楼群、凯尔斯设计的武汉大学楼群都采用了这样的思路。墨菲的设计给予了墙面更多的关注。早期雅礼大学建筑的墙面,采用了简单开大窗的处理,尽可能获得充足的采光。与功能无关的斗拱层也被简化掉。金陵女子大学的设计,则开始强调梁柱结构体系的表现。虽然建筑主体由混凝土与砖材料建造,但却在立面上做模仿木结构的柱子,表现支撑结构与维护结构的分离,并用不同的色彩加以区分(11)。金陵女子大学的建筑有些采用了西方建筑中常采用的双柱的设计,具有一定的折衷意味。类似的设计在墨菲的作品中比较多见,如福建协和大学文学院。墨菲在雅礼大学礼堂的设计中已经开始出现斗拱层的设计(插不插图都好,图有点太多了,书稿里一定要插入的。),在金陵女子大学的主要建筑中开始普遍采用。但这时墨菲的作品中斗拱与柱子对位存在错位的问题,斗拱本身的做法也有偏差。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建筑的柱网并不均匀,而如果要均匀的排布斗拱,必然与柱子存在错位的问题。这也反映了墨菲对于中国传统建筑的认识还并未成熟。在燕京大学的建筑设计(14)中,开始出现了壁柱与墙面完全脱开的设计,墙面竖向线条的划分更加明确与均匀,屋顶与墙身之间的斗拱层制作更加精美,充分地考虑了柱子与斗拱的对位问题。燕京大学建筑门窗采用了官式建筑的花格窗,较之前朴素的建筑门窗显得细部更丰富。从色彩运用上看,燕京大学建筑采用了明快的色彩设计,梁枋以精美的彩画装饰,并出现了雀替等装饰构件,与雅礼大学时期朴素单一的色彩基调与金陵女子大学略显生涩的色彩设计相比,更加典雅与高贵,手法也更加成熟。

在西方人的眼中,塔一直是中国传统建筑的一个重要的符号。墨菲对于中式宝塔也有偏爱。他在南京仿照明代大报恩寺琉璃宝塔设计了灵谷寺塔,甚至为1936年“旧金山湾博览会”设计了中国传统宝塔形式的“太平洋联合塔”。在燕京大学最初的意向性规划中,墨菲在轴线的最北端设置了一座宝塔,作为空间序列的终点。1921年底的第一版正式方案中,他对塔的设想有两个选择,一是设置在轴线的最北端,超出现有用地范围,以强化南北向轴线;二是设置在湖面中央的小岛上,以强化东西向轴线。在后续的修改方案中,也曾将塔安排在东西向轴线的最东端。墨菲对于塔的偏爱,或许和他对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喜爱不无关系,但对于这样一所教会大学而言,校园内主轴线上同时布置一座佛教建筑和一座基督教堂,不免有些不协调。事实上在建设的过程中确实出现了这样的争议,最终还是选择了与整体建筑风格相协调的中式宝塔的做法。除了空间意义上,从功能上讲这座宝塔还是一座蓄水塔,用以给校园供水。这种中式宝塔兼做水塔做法在同是教会大学的齐鲁大学也曾出现。1924年初,学校讨论水塔和动力工厂等配套设施的议题,倾向于将其放置于湖东南角落。最终的方案模仿北京通州的燃灯塔,在湖的东南侧建成了十三层高的密檐塔“博雅塔”。

墨菲的传统复兴风格建筑,尝试将中国传统建筑形式、现代的混凝土结构与当时电灯、暖气、热水、抽水马桶、饮水喷泉等先进的建筑设备结合起来,试图找到形式、结构与建筑的最佳结合点。同时代的很多西方建筑师,如芝加哥帕金斯、佛罗斯和汉密尔顿建筑事务所、赫士、斯道顿和斯道顿建筑事务所、凯尔斯,以及本土建筑师柳士英、杨廷宝等,都在尝试同样的做法,其作品各有千秋,而墨菲在群体规划上的领悟与对于宫殿式建筑形式的再现表达的更为彻底。受传统建筑形式的制约,这些作品或多或少都会表现出功能迁就形式的问题。而事实上,自现代大学诞生至现代建筑兴起前,大学建筑一直强调以形式来表达其精神内涵。如,中世纪大学以哥特建筑形式来表达其宗教精神,这种大学建筑“形式”的传统,一直影响到大洋彼岸的北美,大量建造了刻意追求建筑形式的“学院哥特”风格的建筑。或许因为大学作为社会最高级别的传播知识的机构,承载了人们对于建筑文化精神内涵太多的期望,才将大学建筑的传统复兴,视为社会文化传承的一种重要的表达方式。而墨菲正是这种建筑文化观在近代中国最优秀的践行者。

注释

I:第五点“massive masonry base有不同的译法,傅朝卿著的《中国古典样式新建筑》中翻译为“完美的比例”;唐克扬著的《从废园到燕园》中翻译为“特定的方法论”。

参考文献

[1]Cody J F.Building in China:HenryMurphy’sAdaptive Architecture,”19141935[M].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2001:47.

[2]张复合.中国近代建筑研究与保护(五)[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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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连红.金陵女子大学校史[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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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

图1https://smallnotes.library.virginia.edu/files/2014/04/Maverick-Plan20.jpg

图2http//www.daoyoushipin.com/Article/UploadFiles/201009/20100920170409502.jpg

图3:谢文博.中国近代教会大学校园及建筑遗产研究[D].长沙:湖南大学,2008:51.

图4Erh DSmalley MJohnstonT. Hallowed Halls:Prostestent Colleges in Old China[M].New York:Old China HandPress,1998:40.

图5Erh DSmalley MJohnstonT. Hallowed Halls ProstestentColleges in Old China[M].New York Old China Hand Press199814.

图6http://divdl.library.yale.edu/ydlchina/images/RG011-399-1768.jpg

图7ahttp //english.pku.edu.cn/News_Events/News/Campus/10219.htm

图7b:张复合.北京近代建筑史[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273.

图8唐克扬.从废园到燕园[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图9唐克扬.从废园到燕园[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图10方雪.墨菲在近代中国的建筑活动[D].北京:清华大学,201031.

图11http://divdl.library.yale.edu/ydlchina/images/RG011-399-1696.jpg

图12http://divdl.library.yale.edu/ydlchina/images/RG011-420-5912-6412.jpg

图13:中山大学校友会提供

图14:吕博摄

表1:吕博绘